本文写于“六·四”事件后被关押期间，发表于香港《明报月刊》1993年8月号，有删节；后被多家刊物转载，有的未经授权。好几位朋友（包括刘晓波）提出异议，认为这篇文章写得太过理性，让读者该流泪时却流不出来，真难受！我说，这就对了，正中我下怀。而实情却是，写完本文之后，我几乎病倒，并且以后再也不想重读这篇文章。